提到日本的长崎，大家都知道，1945年美国投向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然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结束；由此上溯一甲子，1886年8月，中国北洋海军在长崎的一次”偶发事件”却改变了两只舰队、两个国家的发展方向，改写了亚洲乃至世界近代史的进程。

长崎县位于日本九州的西北部，是日本距离亚洲大陆最近的地方。从古时起，这里就是中国文化传入日本的窗口，是日本与中国和朝鲜交流的窗口。而长崎港是日本在闭关锁国时期唯一准许外国船舶进入日本的港口，造船业很发达。

   近代的中国屡遭列强侵扰，清政府意识到发展海防的重要性。在发起洋务运动，筹建近代海军时，洋务派意识到要建设亚洲最强盛的海军，不仅要培养舰队的沿岸防卫能力，还要培养舰队外洋作战、主动进攻的能力。1885年，李鸿章任职海军衙门后，便开始实施舰队的远洋航海训练计划，北到海参崴，南到南洋和新加坡、香港等地，清朝舰队向远洋航海训练进行了挑战，其中，就有三次到访日本本的经历。第一次就是我们要提到的“长崎事件”

   1886年北洋舰队初次访问日本，即发生在中俄边界纷争频繁与朝鲜问题日渐复杂化的背景下。

19世纪中叶以后，俄国在夺取中国的广大领土之后，觉得朝鲜也应该是他们的。面对威胁，清政府派吴大澂为中俄国境交涉全权大臣，吴大澂到满洲后，就巩固边防、加强宗主国地位与控制朝鲜等任务开展活动。1884年中日两国因朝鲜甲申政变签订《天津条约》后，日本就在朝鲜积极开展活动。中日两国对朝鲜的干涉活动逐渐引起朝鲜的不满，导致其转头秘密要求俄国的保护与援助。当清政府接到俄国舰船觊觎朝鲜永兴湾的紧急情报后，派遣舰队驶向朝鲜，以牵制俄国、威慑朝鲜。

1886年７月，李鸿章命令北洋海军记名提督丁汝昌（此时北洋海军尚未成军，丁汝昌为记名提督）及总查琅威理快速出动舰队赶赴朝鲜。丁汝昌接到命令后，率领北洋海军旗舰“定远”，主力舰“镇远”及“济远”、“威远”、“超勇”、“扬威”等6艘军舰，于23日到达朝鲜元山。按计划舰队先自元山出航，绕永兴湾巡航； 31日舰队到海参崴，迎接完成中俄国界线的划定任务，从珲春抵达海参崴的吴大徵回国。随后，旗舰“定远”，主力舰“镇远”及“济远”、“威远”４舰，因补充煤炭、修理舰船的需要驶往日本长崎。

有关北洋舰队首次访日的意图，日本与西方也有种种的推测与说法，而事实上当时停泊长崎港，只是出自修理舰船、补给燃料等纯粹技术性的理由。1885年从德国买来的“定远”、“镇远”两舰，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886年６月已到了定期检点、修理的状态。而定远、镇远、济远吃水较深，中国的大沽口、沪口、闽口都无法上坞，当时较近的只有香港、日本长崎的大石坞能进口上坞。但是丁汝昌经协商发现，香港祥生船厂的坞底也承受不了铁甲巨舰的重量，因此，北洋舰队在完成朝鲜沿岸的航海任务后，希望借机停靠长崎港进行舰船修理与补给燃料等。就在停泊长崎港期间，北洋舰队水手与当地日本警察之间却出人意料地发生了大冲突事件（即长崎事件）。事件的影响甚至波及到两国的邦交关系。

长崎事件在两国历史界出现了不同的史料乃至结论，日本学者安冈昭男撰写的《明治前期中日关系史研究》(中译本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第七章详细介了“长崎事件”的始末，并且利用了日本外交文书、日本警方的资料等第一手史料。当时日本的的《长崎日报》、后来的《明治前期中日关系史研究》等刊物，甚至连事件的名称也出现了“各自表述”：中国称为“长崎兵捕互斗案”（简称“崎案”），日本则称为“长崎暴动”、“长崎清国水兵暴行”。如同中日近代史上其它事件一样， 长崎事件的次年，日本东京的明进堂出版社将其编入了英语会话教材《英和独习会话篇》中，用英文问答的方式，把事件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北洋海军方面，“控诉”北洋舰队的暴行，以此向西方进行宣传。

话说1886年８月10日，丁汝昌率“定远”等４艘军舰抵达长崎港。12日，旗舰“定远”因船底等需要修缮而驶入三菱长崎造船所的立神船渠待修。当时，停泊于长崎港的还有俄国、意大利的军舰各１艘，并没有日本本国的军舰。13日，星期五，北洋舰队中取得休暇许可后登岸的水兵们，与长崎地方巡警之间发生纠纷，结果导致水兵、巡警各１名负伤。15日郑峰星期天，水兵与巡警之间再次发生冲突。中方出现了50名死伤者，内含海军军官１名、水兵７名死亡。日方也出现了31名死伤者，内含警部(警官)、巡警各１名死亡。史称“长崎事件”(当时的日本文献记为“清国水兵暴行”事件)。

日本人这样记载：两天前（8月13日），日本方面邀请北洋官兵登岸，一些水兵到了当地一家妓院“丸山家”，酗酒之后与当地人发生冲突。闻讯赶来的日本警察并没有携带武器，中国水兵和警察发生冲突，2人被捕，其余的逃离了现场。随后，逃走的中国水兵召集了10-15名同伴，冲入警察局。当时，根据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的命令，水兵登岸一律不得携带武器，但其中有一名水兵在岸上购买了一把日本刀，在双方打斗过程中，这名水兵将一名日本警察刺成重伤，他本人也受了轻伤并被捕，之后移交给大清国领事馆。8月15日，北洋舰队放假一天，450名水兵上岸自由观光。上岸后的水兵们到处滋事，与警察发生冲突，有的将日本警察的帽子打落，有的辱骂日本警察，日本警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要抓捕肇事者，结果双方发生大规模的械斗。日本警察全副武装上阵，长崎市民“同仇敌忾”，群起攻击中国水兵，最后，中国方面“致死五名，重伤六，轻伤三十八，无下落五。”也有说中方“死八名, 伤四十五”，日方“死二人, 伤二十七人”。 按照日方有关记录，长崎事件最初只是个小事，还是日本人先出的问题，在长崎丸山町花街得一个酒吧，中国水兵不小心把纸糊的墙弄破了，女店主找警察来处理，警察就真的来处理，随后事态就扩大化了。

要知道当时警察在长崎是没有权利管辖中国人的，中国人在长崎是享受治外法权的。在长崎事件之前，英国也有水兵在长崎被打死过，英国人也没有开火。

中国方面记载：这一事件虽然起因于妓院纠纷，但8月15日这天则完全是日本人“有组织、有预谋”的报复。前一天，日本人就在周边的乡镇遍传消息，召集拳师，暗藏利刃并事先通知长崎闹市各商铺提前关门。待中国水兵上岸后，即陷入了长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仅受到警察、地痞的正面攻击，而且街道两边店铺内的人，或向北洋水兵扔石块，或从二楼泼开水，手无寸铁的北洋水兵伤亡惨重，事后验尸或验伤，其伤亡者几乎都是背后受伤。事件发生后，北洋水师群情激愤。李鸿章后来也承认：“争杀肇自妓楼，约束之疏，万无可辞”。但他又说：“弁兵登岸为狭邪游生事，亦系恒情。即为统将约束不严，尚非不可当之重咎，自不必过为急饰也。”“武人好色，乃其天性，但能贪慕功名，自然就我绳尺”，对水兵的违纪行为表现出一种宽容。在李鸿章看来，嫖妓引起的冲突只能算是小事。然而事态却很快扩大化。据未经核实的有关记载，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四舰迅速进入临战状态，褪去炮衣，将炮口对准了长崎市区。中国国内也是一片愤怒，北洋水师的外籍教官琅威理甚至建议立即对日宣战，武力解决。

日本史料记载，当李鸿章紧急召见日本驻天津领事波多野时，明确表示，如果日本方面不能妥善处理该事件，将电令在日本的北洋舰队“自由开战”，这等于是发出了战争的威胁。

长崎事件后，双方互不退让态度强硬。９月４日，“定远”等舰回国后，双方之间的谈判又持续了半年之久，毫无任何进展。其间，中日两国的代表与英法律师等共同组成会办委员会，在长崎召开了审理会议；中国驻日公使徐承祖与日本外相井上馨在东京也通过外交的方式进行了交涉等，也仍然没有结果。最终，经驻日的德国、英国公使等人从中斡旋，才使两国的代表达成了协议。这一事件在英国斡旋下，双方互相妥协，同意各自缉拿凶犯，相互赔偿伤亡者，但日本人认为自己是在中国的坚船利炮下无奈妥协，耿耿于怀。中国威胁论立即成为日本主流民意，外交交涉完毕后一个月, 明治天皇就颁发出“立国之务在海防, 一日不可缓”的敕令，下令拨皇家经费30万元为海防捐款，日本社会上下的大规模海防捐随之启动，半年就募集了200万日元。募捐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日本政府又发行了1700万日元的海军公债。自此，日本掀起了建设海军的高潮，大清国最为强大的定远、镇远两舰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第一敌人，击沉定远、镇远两舰模型，成为日本孩子最热衷的游戏。8年后，1894年日本海军的实力已超越了北洋海军。再从日本政府事后表彰32名警察来看，也是在鼓励对华强硬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

1887年２月８日，中日双方一致承认同事件是由于相互间语言不通，发生误解而造成的。并制定了以下的善后处置措施，即“确切审理本事件，惩罚处分俱由两国的司法机关依照本国的法律各自斟酌办理，互不干预”。同时，中日两全权大臣秘密交换了书函，规定日方支付中方抚恤金52500日圆，中方支付日方抚恤金15500日圆。李鸿章认为，眼下于大清国力尚不足、海军军费也缺乏的情况下，尚无必要与日本决裂，此种“伤多恤重之议归结尚不失体”。

“长崎事件”本来只是一个各国都可能发生的偶然性事件，以修理舰船、补给燃料为目的停泊在长崎港的北洋舰队，其水兵与当地的官民之间最初因小小的龃龉而引起的冲突行为，却在短时间内发生激化，造成双方出现大量死伤者的惨重后果，进而又上升为两国之间的重大外交问题。

为何会形成这种结局呢？其实，北洋舰队停泊日本港口一事本身，就已经对日造成了一种威胁，而诱发其对北洋舰队的官兵产生敌对情感；当时北洋舰队官兵与日本官民之间心理状态差异悬殊，相互之间不习惯，由之而造成种种误解等，进而造成日本民间深信“如果中日邦交破裂，清朝军舰将大举袭击长崎”，所以对北洋舰队的恐惧感也与日俱增。由于此种被误解的清朝海军的军事性威胁波及到日本国民之间，就促使他们“激发出强烈的敌忾心”。这就是最根本的原因。

由此可见，当时横亘于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心理差距直接助长了长崎事件的扩大，也影响了事件的解决过程，还煽动起日本官民的对清恐惧感、敌对情绪。北洋海军的初次访日以及长崎事件的发生，成为日后推动日本政府扩大、增强其本国海军实力的一大原因。作为日本近代化思想先驱的福泽谕吉后来将“长崎事件”的责任推给中国,并认为中国所采取的引进西方文明的"中体西用"模式是造成此次事件的深层次原因。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及便于处理,他建议政府尽快修建东京到长崎的铁路。福泽所持对事件处理的强硬立场只不过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而做出的虚张声势,其言论对日本社会已经存在的反华情绪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支持了日本政府内部对华强硬派的对华政策

近代以来 ,中国的发展与不发展 ,不仅与西方而且与近邻的日本也有密切关系。1874年 ,日本入侵台湾引发了清廷的海防大筹议。随后 ,中国海军在洋务派的主持下得到初步的发展。 1879年 ,日本占领琉球的刺激 ,使清廷真正认识到海防的重要性。当权者也终于决心从国外购置铁甲船 ,大力筹建海防。北洋海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得到较大发展。而 1886年的长崎事件 ,使日本深受刺激 ,其国内迅速掀起海洋扩张热 ,大力扩冲发展海军。同期的北洋舰队在实力上虽然保持了对日本海军的优势 ,但其发展步幅已开始落后于日本。 1891年 ,北洋舰队第二次应邀访日，又一次刺激了日本 ,举国上下以超过北洋舰队为目标 ,倾全力大治海军，先后购买了专门对付中国铁甲舰的松岛、严岛、桥立、秋津州等舰，日本海军实力迅速增强，最终在甲午海战中歼灭北洋舰队。

长崎事件另一个恶果的影响更加深远，那就是据说清朝政府密电译文的基本方法被日方拿到了。这个问题的公开说法是，长崎事件期间，一个叫吴大五郎的日本人捡到了一本清国小字典，字典中文字纵横两侧的空白处逐行逐列标注了0—9的数字，日方电信专家以其职业敏感，判断为这是清国电报用汉字译电本，从上面的数字组合对应的汉字，推定出清国密电翻译方法。

 到1894年6月22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设圈套，故意将所谓"第一次绝交书"译成汉文，递交给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次日，汪凤藻向清政府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文，时任电信课长的佐藤爱麿凭以往的破译经验，结合在长崎事件中获知的制造密电码的方法，仔细对照研究清国密电的内容构造，成功破译了中国公使馆的电信密码。由此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夕的外交战以及后来《马关条约》谈判期间顺利掌握清廷决策者的意图，从而使其应付清朝得心应手。

其实，公开资料中关于日方手中那本小字典来源的说法很牵强。根据日本公开刊行资料，长崎倒真是有一个叫吴大五郎的士族，他在1889年就是日本驻英国公使馆的工作人员，1894年已是二等领事。退回到1886年长崎事件期间他也绝不会是一个普通市井人物。试想，在当时杂沓喧嚣的长崎街头，作为外交官的吴大五郎就那么巧合地捡到这本小字典？如果恰巧“捡到”，会不会是通过某种“手段”？

而且，这个外交官身份的吴大五郎自幼在中国学习汉语，1889年他就跟那个后来欺骗了袁世凯的驻朝公使馆书记生郑永邦合著出版过一本日汉英小词典。

所以，这本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汉语小字典到底是怎么来的，一定不是吴大五郎街头捡来的这么简单，清政府再腐败、北洋海军管理再混乱，也不会允许一个电信机要部门的人随身带着这样一本重要的小字典上岸长崎！虽然这一历史细节有待进一步考证，但长崎事件对中日两国发展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确是不争的事实。

1886年的8月15日的长崎事件，日本人将它作为国耻日记入了历史，发誓要打败中国；一甲子后的1945年8月15日，自以为发达的日本帝国终于向全世界低头，宣告无条件投降。这一天在日本历史上似乎总是屈辱的日子，不知道今天的日本是否有意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