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爆发至今已经120年了，今天回首那场发生在中日之间的战争，很多外交史实已经清楚。在史实清楚的情形下，中外学术界围绕此次战争的前因后果而展开的探讨，仍然存在很多的分歧。在战前，日本发动此次战争获得了欧美诸国或明或暗的支持，即使是在若干年后的研究者笔下，为日本发动此次战争说项者仍然大有人在。本文不拟从批判的角度来正面回应这些附和日本发动战争的声音，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深入探究这些附和声音的背后，去揭示此种状况出现的历史缘由。

一、宗藩关系与国际法的最初遭遇：中日关于属国自主的争论。

甲午战前，朝鲜本身希望摆脱中国宗主权束缚的倾向已经显现，至少已经不是举国一致认中国为宗主国的赞同声音。日、美学界对此的观察固然有其偏颇之处，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甲午战前朝鲜国内试图摆脱宗藩关系的尝试已经一而再，再而三。从当时的东亚国际关系的大背景而言，传统的中朝宗藩关系已经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危机。传统上，宗藩关系中的宗主国对藩属国并不干预其内政，“政教禁令任其自行主持”，但在外交方面则有所不同，当藩属国之间发生冲突时，一般由中国朝廷调解。然而，历史发展的趋势是，面临列强与朝鲜之间的纠纷，清政府无力阻止列强对朝鲜的侵掠。上述趋势发展的结果就是：“天朝上国”的形象日渐萎缩，朝鲜在对外问题上不再唯清廷马首是瞻，列强亦有意绕过清政府而直接与朝鲜打交道，传统的中朝宗藩关系面临诸多问题。此种情形下，清政府面临着两难的境地。

清政府亦曾尝试调整自身的对朝政策，以期维护传统宗藩关系，有研究曾就此指出：传统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中华世界秩序观虽然没有立即销声匿迹，但它只能屈就于政府官员们的意识领域内，而现实运行中的对外政策则必须顺应时代的要求。

中日两国关于属国自主的争论，起源于1871年9月的《中日修好条规》。条规第一条载明：“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就近代中国外交史而言，该条规是清政府借鉴万国公法与国外订立的第一个对等的条约，以其所能理解范围内的主权、平等概念尝试与日本建立起一种新的外交关系。而在此之前的1871年1月，中美之间因辛末洋扰已经就属国问题而发生交涉。时任驻华公使的镂斐迪（Frederick F. Low）欲通过清政府写函，促使朝鲜与其进行谈判，总理衙门答复：“本衙门以朝鲜虽系属国，一切政教禁令，皆由该国主持，中国向不过问。”在此过程中，中美之间围绕属国争论而产生的不愉快，给美国人留下极为不良的印象，认为清政府是在故意推卸责任。此点成为日后美国同情日本的一个原因。

二、甲申事变后中日围绕“属国”与“ 自主”的交涉。

在处理朝鲜独立问题上，日本片面引用国际法之缔约权曲解中朝传统宗藩关系，目的在于使欧美诸国确认朝鲜的国际法主体地位，以达其最终独霸朝鲜的目的。日本政府为此曾颇下一番功夫，混淆传统概念与国际法体系的区别，引得各国同情。在制定此项政策后不久，朝鲜开化党在日本策划指挥下发动政变，杀戮所谓的“事大党”大臣，并于1884年12月5日发布改革令。其中，第一条内容就是废止朝贡礼仪，中止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这一改革内容，曾引起重视。从日本制定的长期对朝政策而言，此次政变是其争取各国承认朝鲜独立的一个步骤，由朝鲜内部发出的独立呼声，更能引起国际同情。

在日本策划朝鲜依据国际法宣布独立、暗地瓦解中朝宗藩关系的同时，清政府却仍将传统外交思路用于处理外交案例，并未将二者区别不同的场景加以说明。李鸿章在与伊藤博文谈判《天津条约》时的一些具体细节曾为学界所关注。以往的研究批评李鸿章此举是将国事比作民事，个人意见代替国家意见。这种批评不能说不正确，但尚停留于就事论事的层面。如果深入理解李鸿章处理此次外交交涉的相关背景，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考察，就可发现，李鸿章的根本性错误在于对传统外交与近代外交的错位应用，以传统办法处理近代国家间的纠纷。在日本故意曲解中国本意的情形下，清政府的对朝外交正向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其在国际上所挣得的同情分也越来越少。

纵观甲申事变之中日交涉，日本所采用的策略仍是以国际法对决宗藩关系。在此番较量中，以舆论导向而言，清政府再次败北，日本宣称“日清两国对朝之策略及倾向全然相反。即日本望朝鲜独立；清国欲保持其上国权。故共同保护终不可能”。对日本不予共同保护朝鲜之倾向，英、德两国向驻华日本公使榎本武扬表达了忧虑，“若日清两国军队自朝鲜撤退，迟早内乱必起，而朝鲜自己对此不能迅速镇压，日清两国亦不能立即干涉时，势必招致他国之干涉”，英德主要担心俄国乘机南下。英德甚至提出：“如果日本采取不干涉主义，不以实力庇护朝鲜，莫如支持清国之干涉政策，却胜于陷入大国之计。”此次交涉从外交战略而言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出于防俄的需要，为了朝鲜的独立，由日本出兵干涉朝鲜，成为了英、德等国的共同需要。这样的逻辑之下，清政府的外交得分几乎为零。

甲申政变后，袁世凯开始以强硬姿态监管朝鲜，虽然表面上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但实质上对原本希望调适宗藩关系的最终目的造成不利影响。从甲申之变到东学党之乱，在这10年的时间中，清政府还是有机会让欧美诸国了解中朝宗藩关系的实质及定位，或者沿着以国际法调适宗藩关系的方向继续努力，做到在俄、英之间的平衡，不予日本以任何干涉的口实，而不是在面对处处以国际法标榜的日本时显得那么手足无措。

及至东学党起事，朝鲜请清政府派军弹压，面对此难得的机遇，日本援借中日《天津条约》第三款，于6月2日派兵赴朝，事情很快发展到超出清政府控制的程度。清政府照会日本政府，此次出兵“乃我朝保护属邦旧例”，日本则就此专门复函予以否认属邦之说，“贵简中‘保护属邦’一语，因帝国政府未曾以朝鲜国为贵国属邦而加以承认，故明确答复之”。出兵后，日本与清政府的交涉以改革、撤军等具体事项为主，不涉国际法等议题，力争在每一个具体细节问题上取得主动；在对列强各国交涉上，以国际法为托词，强调其出兵之合理合法。

日本以独立和改革欺骗国际视听，并设法拉拢朝鲜内部的反清势力。在应对日本政府这一外交行为过程中，袁世凯所作所为，就某项具体措施而言，还是起到了作用的。袁向朝方指出日本包藏祸心，欲干涉朝鲜内政，并使朝鲜主要官员相信朝鲜离不开清政府，清政府必将在同日本的军事对决中取胜。袁世凯与李鸿章存在同样的问题：在面对日本的国际法外交攻势时，无法从宗藩关系的调适中找出令人信服的应对方针。

清政府对中朝关系的十年经营，表面上是成功的，但就外交关系而言是失败的。既未能让朝鲜上下统一认识，亦未能让欧美诸国以平和的心态接受宗藩关系的调适，在日本的外交攻势下，各国或者选取中立，或者作壁上观。

三、日本出兵后各国对宗主权的态度。

俄国一直希望能插足朝鲜事务，至少与中、日一样，能在朝鲜问题上取得一定发言权，为达到此目的，只有从中日两国获得许可。中国方面已经明确表示，予以俄国组织朝鲜内政的权利，剩下的问题就只有日本了。如果可以通过调停达到中国所希望的同时撤兵，则俄国的目的可谓已经达到。俄国的算盘遭到日、英两国反对，不得已的情形下，俄国放弃了调停的尝试，但出于对日本扩张的警戒心理，一再通过外交途径警告日本：俄国保留对朝鲜事务进行干涉的权利。这也就为日后的“干涉还辽”埋下伏笔。对俄国而言，日本切断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将中国的宗主权去掉，是其保持中立的底线，如果日本超越这个底线，俄国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英国对中国宗主权的认识。日本决定出兵朝鲜后，曾向各驻外公使发函，要求各公使向驻在国说明日本出兵是出于“护卫使馆”，“保护帝国臣民”的需要，绝无他意；并同时声明：清政府出兵竟以“保护属邦”为由，而日本从未承认此现状，故而已经向清政府发出抗议。英国其实并不愿清政府与日本因朝鲜而开战，担心俄国会因此而南侵。在设法稳住英国的同时，日本极力将英国拉向自己一边。日本明白英国在此次事件中的真正担心，故而设法说服英国，不要相信清政府对朝鲜的保护。朝鲜独立自主是一面旗帜，如果清政府此刻仍不能认清形势而执泥于宗藩关系的传统，不做任何变通，难以获得国际支持。

英国劝告清政府接受日本所提和谈建议，即共同担保不侵犯朝鲜国土，改革朝鲜内政。清政府接受英国劝告，提出“若不设置有损清国尊严之规定，清国可在此基础上欣然会谈”。英国建议日本“莫如不谈朝鲜之独立而确保朝鲜国土之完整”，“为顾得实权，绝不应在名义上争夺有关清国主权之要求”。

美国对中国宗主权的认识。甲午战争中，美国是明显亲日的，其主要原因在于“希望借日本之手废除中朝宗藩关系，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同时利用日本削弱英国、俄国等在东亚的影响力”。美国驻朝鲜、中国、日本的外交官所呈报的有关甲午战前的情报及分析，具有明显的倾向性。美国驻朝公使西尔（M.B.Sill）在1894年6月28日的报告中认为：“造成目前困难局面的错误很显然都是由于中国人的行动，他们将军队派到朝鲜；如果中国没有这样做，日本派来的军队可能会少许多，或者不会派遣任何军队”，并认为日本派兵入朝保护侨民和使馆是合乎情理的。在翌日的报告中，西尔对日本提出以解除中朝宗藩关系为撤兵条件予以明确支持。

美国驻朝、驻日人员表面上倾向日本，骨子里是对以宗藩关系为代表的传统中朝关系的不满，认为中国对朝的宗主权阻碍了朝鲜的自主。在甲午战前，美国人德尼所著《清韩论》中对清政府及袁世凯的批评已经将此种情绪渲染到美国国内。在此种情形下，这些一线外交人员难免有陷入日本外交宣传陷阱的嫌疑，但其内心对主权平等的国际法观念仍然居于主导地位。美国政府虽然对清政府的宗主权亦心存不满，但在日本咄咄逼人的战争态势前，仍然以希望中日能撤兵息战。

德国对中国宗主权的认识。1894年7月16日，德国外交副大臣罗登汉男爵（Braon von Rotenhan）就中日紧张的国家关系阐明德国所持的立场，在涉及中国宗主权问题时，他认为“这种宗主权已经是有名无实的”，但中国政府与日本几乎爆发战争，其目的之一就是“对付日本将要在朝鲜宫廷取得优越势力之企图，并维持中国对朝鲜之宗主权”。

法国对中国宗主权的认识。法国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后“一再拒绝清政府的斡旋请求和英国的联合调停建议，采取观望态度，虽然与其反复宣称的在朝鲜问题上没有直接利益有关，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法国“乐见中日开战，以便从中渔利”。对于日本所宣称的切断中国对朝的宗主权，法国的态度并不明朗。法国试图通过中日之间的战争达到以下目的：一是巩固确立不久的俄法同盟关系；二是抓住时机解决中法间关于越南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这场战前围绕中日冲突而展开的外交交涉中，宗主权虽成为线索之一，但并非主要问题，而只是有关各方为协调各自利益而提出的一个托词。在有关国家看来，虽然宗主权并未成为一个严重影响各自利益的问题，但俄、美、英等并不欢迎中国继续保留在朝的宗主权，日本有意解除这种关系，俄、美、英等无意阻拦。经此番交涉，宗主权似乎成为一种有损清政府国际形象的东西，日本藉此发动战争，正是其有意设计的外交策略。

四、结论。

甲午战败后的清政府，虽然开始了改革的步骤，但在外交体制上仍未能彻底吸取甲午战争的教训，其对外体制的调适艰难而缓慢，殆至义和团起，在八国占领北京的情形下，外务部才正式成立。

本文的目的在于分析甲午战前各国同情或倾向于日本的原因，冀能从中得出晚清中国外交体制及政策之得失。日本及美国学界纠结于自身档案中的一些细节，而脱离了当时东北亚国际关系是以朝贡体系为主这一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将清政府在朝鲜的种种作为，误为对朝鲜行政的干预，并以此为借口为日本发动战争进行辩解。

日本以国际法为藉口所反发动种种战前舆论与外交，使其赢得了欧美的同情。虽然各国在中朝关系问题上存在各自不同的利益和诉求，但使朝鲜独立于清政府宗藩体制之外，独立发展与欧美诸国的关系，是为所望。清政府虽然有意让朝鲜独立，但终究难以跳出宗藩关系框架，在调适国际法与宗藩关系的过程中，所作所为，并非全属妥当。客观而言，宗藩关系下的朝鲜，其主权完整要远胜于后来日本保护下的历史现实。然而，欧美诸国及部分朝鲜官员远未认清日本的侵略野心，及至《马关条约》初议，其条件之苛刻远超俄国等所能接受的临界点，遂有三国干涉还辽之联合行动。纵然此次日本再次全力游说各国，各国始终不为所动。此番宗主权对决国际法的战前交涉，最终以战后的条约而固定下来，各国从中所得经验教训，足为借鉴。纵观此后50年的东亚国际关系史，宗藩关系与条约体系，孰优孰劣，或许只能由亡国后的朝鲜史书去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