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小毕业了，下一步做什么?我还想继续念书。祖父却踌躇不定，因为我念两年高小，家里已经卖了二亩地，高小毕业生当个初小教员还是可以的。但我不甘心，还想上学读书。正值这当口，在文登县新建的山东省立第七乡村师范学校（简称文登乡师）招生。这里我要说说山东办乡村师范学校的一些背景。当时山东军阀韩复榘受梁漱溟的影响，在山东逐步推行“政、教、养、卫合一”的制度，基层是乡农学校，这种学校不仅是教育机构，而且还为政权服务，并推广一些先进耕作技术，同时还是一支武装，学校里配备有枪支。对这段历史，学术界似乎没有人研究。我个人分析，当时广建师范，除了是适应民国时期发展新式教育的需要，也是为山东独特的教育体系培育师资。虽然韩复榘未必深刻理解梁漱溟的追求，其主要目的在于推行与蒋介石中央政权有所不同的教育制度，以适应自己军阀政权的需要。但这点不同也为共产党和梁漱溟、陶行知等民主人士革命和民主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机会。后来山东的各个师范出了不少著名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抗战爆发，韩复榘逃跑后，许多乡农学校的师生带着他们的枪支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抗日队伍。例如:原北京市市长林乎加，原商业部副部长高修、任泉生，原天津市委组织部部长李研吾等胶东籍的干部多出自乡农学校或师范，当然也包括下文将提到的一批同学。师范不收学费，每月还给五元钱的津贴，除去花四元吃伙食以外，还有些零花钱，于是祖父同意我报考。我一考就中，并且又是名列榜首。

    得知被录取后，我找了孙寄舟。他告诉我文登乡师校长于云亭是济南来的地下党员。要我找他接党的关系。就这样，我于1932年晚春转为中共党员。现在看来手续不完备，很不正规，但在当时这种情况是常有的。

文登乡师，在文登县城东南杨家疃，周围是农村。于校长依照陶行知先生办的晓庄师范的办法来办这所乡师，提出要培养“工农身手、科学头脑、革命精神、健康体魄、艺术情操”的人才，聘请了多位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任教。暑期，我们暂在文登县立第一小学二部(文成北宫)上课(利用该小学暑假期间校园空置的机会)。9月新校址完工后，举行了正式的开学典礼。学校教室楼门两侧挂着陶先生的著名对联:“和马牛羊鸡犬豕作朋友，向稻粱黍麦菽稷下功夫”，横批:“到乡村去”。学校内一面大墙上画着纪念九一八事变的东三省的地图，写着仿岳飞字体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餐厅里还张贴特“各尽所能，各取所值”，“不劳动者不得食”。于云亭校长对校园所做的这些布置，营造出一种使我们振奋的气氛

我到校后不久，学校建立党的秘密支部。当时有党员十多人，大约教师和学生各占一半。选支部书记时，多数人推选于云亭校长坦任。于校长说他目标大，容易暴露，建议我当支部书记，他以校长的合法身份掩护党组织的活动。结果我当了党支部书记，记得组织委员是丛烈光，宣传委员是邢礼文。教师党员组成一个党小组，由于校长当组长。为了党支部便于活动，于校长借口我关节炎病情严重，不宜住潮湿的新建的学生大宿舍，专门找了间小屋让我住进去，作为党支部的秘密活动场所。

当时，东北沦陷已逾一年，抗日救国的呼声震动全国。文登乡师的学生大多数出身贫苦农家，爱国思想强烈。这所学校僻处胶东一隅，属于国民党反动统治薄弱的地区。教师中党员和进步青年居多。这就给党支部开展工作提供了方便条件。

当时，党的工作大体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宣传爱国主义，传播马列主义，国文课、历史课都结合这些内容。在国民党规定的《党义》课堂上，教师给学生讲社会发展史。从1933年夏天起，一年级学生人手一册《政治经济学》，二年级学生人手一册《社会科学概论》。这曾引起国民党文登县党部的注意，派人来查过，但被巧妙掩饰过去了。二是办进步刊物。学生方面，我主编了一张叫做《火线下》的文艺小报，有时油印，有时石印。我在这个小报上，每期都发表一篇小说或评论之类的文章，由此也奠定了我这个支部书记在党员和广大师生中的威信。教师方面，国文教师李琴吾(党员)办了个名为《教师之友》的小报。三是组建了“反帝大同盟”、“新科学研究会”、“新文艺研究会”等党的外围群众组织，团结教育大多数师生。四是到社会上开展活动。学校规定每个学生都要交几个农民朋友，并在农村办了农民夜校，由乡师学生轮流任教，教农民文化，结合宣传救国和革命的道理;还编排一些小节目，如舞蹈《渔光曲》等，到农村演出。1933年五一节，乡师印制了《告胶东工农群众书》，在烟（台）石(岛)公路两旁村庄中散发。五是壮大党的队伍，在从各种进步活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里培养和发展党员。到1933年秋，文登乡师已有党员三十多人，王一平、刘其人等同志都是在这里入党的。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在当地坚持革命斗争的骨干。

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正当文登乡师党的工作红红火火开展的时候，出现了问题。一个叫张童华的党员追求一个女学生，人家不同意，他死皮赖脸地纠缠。于校长批评了他，我也批评了他。这家伙恼羞成怒，扬言“不是以红色对付你（告密)，就是用手枪对付你”。根据这一情况，为了安全和工作需要，党组织安排我到海阳县绍马沟村任小学教师，对外假称是北平来的学生，姓名也改为刘曼生。这是1934年初的事。我离开文登不久，张童华就告密叛变了。

我在驾马沟小学教书期间，任胶东特委秘书，组建秘密联络站。特委和各县委通过这个站联系工作。有些同志在原来的地方待不住了，也到我这里躲一躲，走的时候，问我发薪水了没有，我就拿出一两元钱给他们作路费。当时我的工资每月18块大洋，自己吃饭零用五六块钱就够了，还可以为党组织提供些许资助。我还介绍曹漫之到海阳盘古村任小学教师，在那里建立了党的另一个秘密联络站。

在驾马沟待了半年后，我的身份暴露了。那是1934年的署假，驾马沟一带在文登乡师念书的学生，发现“北平来的刘曼生”就是乡师的刘家语。我待不住了。怎么办?经与特委同志商量，决定我去北平。当时胶东特委与上级失去联系已有一段时间，他们要我去北平找上级组织。我也想出去看看外面的大世界，了解革命到底是怎么个干法。辞家上路时，母亲拿出她积攒多年的十块私房钱给我。我不要，她一定要我带上，恋恋不舍地把我送出村头很远。我当时的心情大家是可以想见的。以后每每读到郭沫若的那首别母诗:“问母心悲切，送儿直上舟，泪枯唯刮眼，滩转不回头，流水深深恨，云山叠叠愁，难忘江畔语，休作异邦游”，就联想起我那次别母的情景。此后数年我在外面做党的地下工作，为了不牵连家庭，没有回过家，也没写过家信。母亲想我想得发疯，常在夜里到街上叫着我的名字，喊着:“你回来吧!你回来吧!”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情凄痛难忍，曾经写过一首诗，还记得有这样两句:“寒风冷雨阻不住，夜夜街头唤儿归。”

20世纪50年代毛主席经过济南时，曾要我陪他乘火车南下，一路上的谈话都无拘无束。我曾大胆地向毛主席提出:党史所载王明路线造成白区党组织损失百分之百的说法不准确，山东党组织虽遭到破坏，但仍保留了相当实力。

现在回想起来，山东党组织之所以经历王明路线的破坏仍未伤元气，除了因为山东被军阀统治、白色恐怖没有国民党中央直接统治地区那样严重，广大群众支持、同情共产党人之外，教育界的革命者和进步知识分子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们不但掩护了许多党员学生，而且不断培养出新的革命青年和进步青年。

我一生曾教导过我的文登师范于云亭校长、荣成县立第一高小的唐述尧教务长等老师均怀着深深地敬意。后来我在北平搞左联工作时出的杂志《浪花》、《泡沫》，以及我在《华北日报》、《北平新报》等报刊发表的《海上的斗争》（连载）等以家乡为题材的作品，我都给两个母校寄。因地下工作的需要，我不能署真名，也不写地址，但老师们心里都明白。

   谷牧（1914—2009）曾用名刘家语，山东省荣成市宁津镇东墩村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文登乡师党支部成立，谷牧任书记。乡师党支部成立后，实际上行使了对文、荣、威党的工作的领导，文登特支也逐渐为七乡师支部所取代。七乡师在当时曾一度被誉为“红七师”。谷牧离开文登后，曾历任北平左翼作家联盟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秘书主任、统战部部长，中共滨海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长，中共新海连特委书记兼警备区政委，鲁中南区党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市长、警备区政委，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国家建委副主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家建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建委主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国务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在中共第十、十一、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辞去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