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8年2月l2日，大阳落山后，皎洁的圆月，在东方升起一支由中共胶东特委领导的刚起义不久的抗日武装——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朝烟台市东南30公里牟平城进发。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是从威海卫南60公里的大水泊冒雪西上，目的是控制胶东的抗日战略中心地带。部队到达昆嵛山前的崔家口时，从牟平城内来的情报说：警察局的一些下层人员对国民党县长和公安局长的投敌十分不满，想反正过来，参加抗日部队。针对这一新的情况，特委书记理琪同志和大家进行研究，决定乘其内部矛盾和下层士兵的动摇之机，向敌人进行突然的长途奔袭

兵贵神速。为夺取战斗的胜利，“三军”一大队的战士披星戴月，连夜急行军。这支100多人的队伍，以抗日大旗为先导，人人精神抖擞，奋勇向前。随着夜色的加深，战士的间隔越来越大，渐渐地拉成了一条长线。同志们抱着坚定的信念，怀着对敌人暴行的无限仇恨，踏着深深的积雪，走了将近100里路，丝毫不感到疲劳。

13日拂晓，部队到达牟平城外，集中在城东南5里的一个小山岗背后。理琪同志和大家一起观察地形，研究攻城路线。理琪同志和大家同意我的建议，并由我兼任临时参谋长，制订了作战计划：决定先派便衣摸到城门，活捉守门的哨兵；控制城门以后，再行攻城。可是，有位便衣同志，只有一支“哑巴”手枪。在战斗马上就要打响的紧急关头，活抓哨兵，抢占城门，是决定战斗胜负的关键，没有好枪是不行的。我便把自己的手枪调换给那位便衣同志，让他去完成这一紧急任务。

东方现出鱼肚白，以坚固称的牟平城，已经可以隐约地看见它的轮廓了。当我们估计先头部队已经攻到城门或已进了城的时候，一声令下，这支人民的抗日部队，就象尖刀一样，直插城关。说也奇怪，驻在东关外的商团好象事先就发觉了什么似的，当部队距城还很远的时候，黑压压的商团队伍的前半截巳先我插进东门了。这种敌情的变化，对我们是很不利的，但它并没有动摇我们攻城的决心，相反，大家冲得更猛了。人们跑得满身是汗，为了轻装前进，大家一面跑，一面甩掉身上的大衣和棉衣。理琪同志和我，还有第一大队长孙端夫、政委宋澄等同志，指挥主力，很快由南门攻入牟平城，另有少数同志由东门攻入。从城外至城内，喊杀声和枪声，响成一片。在我强大攻势的压力下 ，敌人没有来得及作任何挣扎，就变作了瓮中之鳖。我们胜利地攻占了县城。

当我们攻进商团驻地时，楼上楼下，簇拥着商团团丁，赤手空拳，束手待擒。我的那支“哑巴”枪和其他同志的好枪一样，充分发挥了它的威力。我们高喊：“不许动！”“举起手来!”“把枪交出来!”随着我们的命令，团丁乖乖地领我们把藏起来的枪全部取出来了。

我们攻击伪县政府的部队正在运动中。忽然，从伪县政府西院跑出一个警士来。他出来是准备投降的，但因为没有举手，被我身旁的李启明朝其腿部开了一枪。这个警士，吓得面如土色，连声叫喊；“我不能抗日了！我不能抗日了!”我走上前去，想看看他伤在哪里。他说：“不用看了。完了!完了!”我看了看，他身上一滴血都没有出。我说：“你没受伤。”他听这样说，站起来，摸摸裤裆，连声说：“我能抗日了，我能抗日了！我领你们捉汉奸县长去!”

这次奇袭牟平城，速战速决，旗开得胜，缴获了100多支枪。逮捕了两个县长和两个公安局长，还有一个商会副会长。人们一定会奇怪：为什么一个县里会有两个县长和公安局长?原来国民党的县长和公安局长，同其他许多县的国民党同僚一样：在敌人到来前，他们坚决打击抗日武装；在日军到来后，或暗中勾结敌人，或直接投敌，将政权交汉奸县长、公安局长了。这时国民党的县长和公安局长，正在汉奸县长和公安局长家里等待分配新的差事。国民党的县长被俘后，脸上没有丝毫的愧色，看来只是担心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精神上才有点恐惧。他一见我就大声喊：了不起啊!了不起啊! 你们太了不得啦！”什么意思呢?无非是想在我们面前讨好。国民党的公安局长有些两样，似乎有点“感动”，表示以后要立志抗日。其实，也不过嘴上说说而已，后来的事实说明，他和县长一样未曾以投敌失节感到羞耻，一直没有改变反共、破坏抗战和准备投降日军的反动立场。

二

攻城战斗胜利结束了。根据军事学的原则：游击队“袭击胜利远退却”，部队应该立即撤出牟平城进入安全地区，以防意外。战士们正在搜捕残敌、散发传单、折断旗杆、撕破汉奸旗，越干越起劲，时难以集合齐。为了应付新的敌情，我通知部队出城。上午10点钟，部队到了雷神庙。

雷神庙在牟平城南一公里处，是一座孤庙。在这里，理琪同志召集干部开会，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会议上几种意见争执不下：有人恋恋不舍牟平城，主张就地建立抗日政权；有人主张甩开敌人，到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在争论不休的情况下，也有人提出一个折中意见，撤到离牟平城不远的东南山，既接近牟平城，又可避开敌人。第三种主张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会上决定，部队立即转移。可是这个决定刚刚作出，雷神庙就被日军包围了。

原来，我们正在开会的时候，远处天空有敌人的飞机在盘旋低飞。当时，大家预感到在这里久待有危险，可行动计划尚未最后决定。正在此时，又产生了侥幸心理，认为那是敌人侦察我们活动的飞机，如果隐蔽得好，是不会被发现的。后来才知道，飞机来回盘旋，是在掩护地面上的敌人军用车队前进。我们早晨攻城前布置在烟、牟公路上一支阻击部队，因为队员都是新参军的农民，缺乏作战经验，没有坚守岗位，阻击敌人，未放一枪就撒走了。我们到达雷神庙时，设在司令部周围的岗哨，事先已交待如发现敌情要鸣枪报警，但站岗的战士发现敌人后，一枪没发就隐蔽起来。更成问题的是在距雷神庙半公里处负责警卫司令部的部队，没有得到命令便随着押解俘虏的主力部队撒退了。

被包围在店内的干部、战士20余人，除了理琪同志和我以外，还有第一大队长孙端夫、政委宋澄同志和特务队长杜梓林等几位中队干部，还有3个女同志、两三个神枪手和10几个新入伍的战士。我们还在开会时，送饭的老乡招呼我们吃饭。那天正是农历正月十四日，农民把准备正月十五吃的东西，送给我们吃，就在吃饭 的时候，突然有一农民大呼：“哎呀，鬼子！”我向外一看，大门外两边站着几个留小胡子的日本兵，头戴钢盔，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式步枪，迎门不远处还架着一挺机枪。大家一看，马上向庙的四边分散开。这时敌人开枪了，一场面对面的激战开始了。

敌人用机枪封锁着庙的大门。四合院的正殿、南倒厅和东西两厢之间，无法互相联络，谁想通过大院，就要遭到敌人的袭击。为了指挥战斗，我拿着“哑巴”手枪，突然出现在离敌人三四公尺的地方，把敌人吓了一跳。在敌人措手不及的情况下，我转身进入东厢一个房间，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负伤了。理琪同志在指挥战斗中，不幸腹部中弹，倒在院中。在生命垂危的时候，他还再三嘱咐大家节省子弹，坚持到底。我们分别把守整个庙院，沉着应战，瞄准射击企图冲进庙院的敌人。双方相距只有10公尺。敌人伺机进攻，我们不断地变换位置射击。我看见一个敌人刚从庙外伸进一条腿来，立即被一个射手击中。激战中，杜梓林同志在同一地点第二次出现时，头部中弹，壮烈牺牲了。

短兵相接的战斗继续着。不少同志受了伤，但每个人只要有口气，就继续坚持战斗。这时，我身上虽然已经受了3处伤，衣服也被打穿了好几个洞，但自己并没有发觉。直到血已经从身上流到鞋里，走路时，鞋里的血发出咕唧咕唧的声音，才知道自己负了伤。

敌人几次冲锋冲不进来，恼羞成怒，以密集的火力发起了总攻。四面的屋顶曾一度被敌人占领，但在我们坚决有力的反击下，敌人被打下去了。在我对面的屋顶上，整齐地冒出了10几个敌人的脑袋，一齐向我们射击。我马上指挥已被子弹打穿了肺部的神枪手——胡老头，向敌人射击。胡老头约有40多岁，当兵20多年，射击准确，百发百中。虽然敌人下有屋脊、上有钢盔的掩护，但只要在钢盔下沿露出两只眼睛，胡老头的子弹就准确地射在敌人的钢盔下沿，一枪一个，发发命中。剩下的敌人，一看生命难保，都溜下去了。宋澄同志在大殿后花园里组织反击，把敌人赶回第二线。这时，我趁机爬上墙头一看，敌人在庙的周围布置了好几道防线，而且都筑有临时掩体。有一个老道士出了庙门，走到敌人面前，说着什么。我向大家传话，白天突围是不可能的了，必须坚持抵抗到黄昏以后，才能设法冲出去。

敌人又攻上来了，我们再次退守到各庙屋里，继续抵抗。这时，有的同志主张突围，我拿出怀表看了看，说：“快到四点钟了，只要我们坚持打到夜晚，就一定能够胜利突围。如果白天盲目突围，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势必全部牺牲。”

天将黑的时候，敌人更加疯狂了。在我背后有一个关着的窗户，敌人一下子穿进来几把刺刀。我立即告诉了胡老头，他有经验，不从正面向敌人射击，而是站在旁边斜着向窗外射击，于是，所有的刺刀都不见了。敌人在远处用机枪朝窗户盲目射击。后来，敌人在进退维谷的情况下放火了。烈火很快烧着了南倒厅。火势越烧越旺，熊熊的大火倒成了我们的一道防线，敌人不敢冒着大火向里冲了。我们的同志乘机撤出了南倒厅。

黄昏时候，天空飘着雪花。此时，枪声逐渐稀疏，敌人只是用机枪胡乱地向门窗扫射。虽然带光的子弹嗖嗖地飞来，但苍茫的暮色掩护着我们都在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了。由于我麻痹大意，一只胳膊被敌人打了一枪。接着，我觉得全身松软，背靠着墙，歪坐到地上，昏迷过去了。我有时昏迷，有时醒来。当时，我认为突围的希望很小。醒来时，我看到我的血流满一个坑，有一条狗正在喝我的血……我最后一次苏醒过来时，射击已经停止了，周围的一切都是死气沉沉的。

晚上9点钟，忽然从远方传来枪声。这枪声来自一支地方武装。敌人开始退却了。这时大家一齐呼喊起来：“同志们!援军来到了!同志们，冲啊!”听到同志们的呼喊声，我不知道自己哪来的一股劲，从血泊中爬起来，同大家一起越过打塌了的院墙，跳到庙外去了，过小河继续向前行进。突围中，我觉得被打断的右手妨碍前进，心想：既然打断，干脆扯掉算了。我扯了几下，怎么也扯不掉。后来才知道，右手腕只打断了一半，剩下的一半自己是不可能扯断的。胜利突围以后，我觉得身体疲惫不堪，同志们用门板抬着我，后来黄在等同志又组织老乡用担架抬着我前进。当时，同志们在7架敌机的侦察威胁下，护送我们四五个伤员，一天跑了50多里路，那真是一件不平凡的事情啊!敌机在我们上空盘旋时，担架队员都分散隐蔽。飞机掠过后，再继续赶路。就这样，几天后，我和其它伤员一起被拾到林村我的家中。

雷神庙战斗结束后，留在后方的吕其恩等同志，听到理琪同志和杜桦林同志等牺牲的不幸消息，都失声哭了起来，战斗使我们失去了多少好同志啊!但他们的精神是不死的，这种精神，将激励我们投入新的战斗，去争取新的胜利!理琪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自1937年年底，敌人用70多辆汽车，从青岛到烟台武装示威以来，不少人产生了悲观情绪。牟平袭击战和雷神庙战斗的胜利，把那些悲观空气一扫而光，大大地鼓舞了胶东人民的斗志。记得我们攻克牟平城以后，广大群众欢欣鼓舞，互相祝贺，那情景是十分动人的。这一消息当天就传遍了全胶东，甚至于更远的地方。

雷神庙战斗，也大大提高了胶东全军的觉悟，在司令部被包围以后，没有得到命令就撤走了的战士，都感到是犯了严重的错误，是军事纪律所不能允许的。特别是受命在牟平、烟台之间截击敌人的那支部队的战士，一致拥护指导员刘仲华同志，因为他曾经高呼“没有命令不准撤退!”所有的这些情况，是我们以后总结经验、教育部队、提高战斗力的政治思想教材。雷神庙战斗，是胶东抗战中一系列胜利的起点。它使我们的干部和战士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此后，群众中到处流传着奇袭牟平城的神话般的故事，传颂着雷神庙战斗胜利的佳话。

雷神庙战斗后，“三军”司令部赏罚分明，处分了不执行原定军事计划而使部队受到严重损失的干部，表扬了坚决服从命令的指战员。这一决定，更加提高了“三军”一大队的战斗力。

敌人在雷神庙吃了败仗，垂头丧气地溜回烟台据点，再不敢轻举妄动，只是用飞机作掩护，对附近县城进行骚扰。以后在我胶东人民抗日的高潮中，在我们军队继续西上抗日的威慑下，敌人只得龟缩到青岛、烟台和胶济铁路沿线，其他县城全部撤退。敌人也很久一段时间不敢进入威海卫。

雷神庙战斗，打响了胶东抗战第一枪。从此，胶东军民乘胜前进，抗日部队在几个月内扩大了数十倍。在这样一个革命的高潮中，虽然也有一些准备投敌和已经投敌的国民党部队或真或假地打起了抗战的旗帜，但是假的乱不了真。而共产党领导的真正抗战的军队的红旗，在胶东大地到处飘扬起来了。

林一山（1911—2007）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泽头镇林村人。1931 年在济南上中学期间，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4 年6 月参加革命工作，1935 年9 月进入北平师范大学读书，1936 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平师大中心支部书记，参与“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7年5 月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七七”事变后，受中共山东省委指派，于同年9 月前往胶东组织领导抗日武装起义，历任胶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胶东抗日联军政委，中共胶东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皖南事变后，面对蒋、日、伪的经济封锁，他响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号召，在胶东根据地倡导农田水利化和互助组，粉碎了敌人妄想困死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图谋。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青岛市委书记兼市长（因美军在青岛登陆，我方实际未进入），辽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辽宁省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顾问，国家水利部顾问。1994年离职休养。他学识渊博，注重学习和调查研究，在水利事业上做出了突出贡献，成为中国当代著名水利事业家。毛泽东同志曾称赞他是“红色专家”、“长江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