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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福英雄理琪——纪念理琪诞辰110周年暨牺牲80周年

发布日期:2018-02-07 访问次数: 信息来源:民族复兴(威海)教育基地 字号:[ ]

    (文登红色胶东研究会供稿)


      天福山,位于文登城区东20公里处,尽管海拔仅106米,却因在这里爆发的抗日武装起义而彪炳史册。2015年8月24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公布天福山革命遗址为国家级抗战纪念遗址。

    2014年9月1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被誉为“天福英雄”的天福山起义主要领导人理琪名列其中。

    2018年,是理琪诞辰110周年,2月13日,是理琪牺牲80周年纪念日。值此,让我们走进这位“天福英雄”的壮烈人生。


落脚沟于家  驱散胶东悲观阴云


胶东,指胶莱河以东地区。西倚大陆,北、东、南三面濒临渤海和黄海,北与辽东半岛隔海为邻,东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隔海相望,被视为华北门户、京津锁钥。这里坡缓谷宽、土层深厚、气候湿润,盛产粮油、水果;这里海岸蜿蜒曲折、优良港湾众多、近海有众多岛屿,成为大陆的自然屏障,是著名渔盐产区、海运要冲。正是因为这里物产丰富、地位重要,自古为兵家多争之地,到了近代更是倍受列强觊觎、掠夺和欺凌。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组织发动下,胶东人民的革命意识逐步被唤醒。1935年11月29日,中共胶东特委根据共青团山东省工委的指示,在胶东发动了一场武装暴动。因为暴动当天是农历十一月初四,史称“一一·四”暴动。暴动后,胶东成为蒋介石仅次于延安的关注点,他八次电令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派兵镇压。国民党81师和地方反动武装,反复“围剿”,胶东党的各级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陷入了低潮。

“一一•四”暴动失败后,胶东一片白色恐怖。但天福山区的共产党员没有被反动势力吓到。1935年12月中旬,中共胶东特委巡视员张修己几经危难,回到沟于家。他与王台等组建了中共文登临时县委,并设法寻找上级党组织,最终通过在河南工作的老乡邓汝训联系上理琪。1936年1月,理琪从上海辗转来到胶东。

理琪,原名游建铎,1908年出生在河南省太康县四柳树乡游庄村的一个地主家庭。1924年,理琪离开太康,到开封一所教会中学读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高中毕业,考入冯玉祥西北军无线电学校。邓汝训也在这里学习,二人遂成莫逆。毕业后,理琪在冯玉祥所属的一个部队任报务员,1927年随国民党军队开往江西,多次把收集到的情报用无线电发给红军,帮助中央苏区军民粉碎敌人的“围剿”。理琪的行动后来被敌人察觉,根据组织的安排,他到了中央苏区。1934年,理琪又被派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由于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工作机关多次遭到敌人破坏,1935年下半年他和党组织失掉联系。正在此时,他接到邓汝训请他到胶东工作的来信。正好理琪从报上看到“胶东赤匪猖獗”的消息,认为到胶东可以有所作为,就毅然来到胶东。

理琪来到沟于家村,与中共文登临时县委书记张修己接上关系,白天躲在张修己家,晚上出来活动。理琪对张修己的母亲十分孝敬,并按照传统习惯,每天早晨起来,向老人问安。老人缺什么东西,他外出回来,总是想方设法弄点回来。他善于用家常话讲革命道理,使老人不知不觉地提高了觉悟。

一到胶东,理琪就发现有块沉甸甸的石头一直压在胶东党组织和党员头上,他想尽快把失败的阴云从大家心中抹去。他脱下长衫,换上农民的衣服,看望党员,安抚群众,调查研究,鼓舞大家斗志。

随着理琪的到来,胶东革命的火焰重新燃起,韩复榘再次派兵对文登一带的“清剿”。理琪到威海、济南暂避危险后,又返回沟于家。4月,在沟于家村成立了中共胶东临时特委,理琪任书记,刘振民、邹恒禄等任委员。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36年6月理琪亲自撰写了中共胶东特委《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这封信,从思想、政治、组织、军事等方面总结了过去阶段胶东党的工作和“左”倾盲动路线对工作的影响,分析了当前斗争形势,提出了近阶段胶东党组织的任务。这封信经过油印,秘密下发到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中,对胶东党组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修己,1934年入党。自从加入共产党那天起,他就把党组织当成了自己的家,并且动员家人都加入这个大家庭,成为革命阵线上的“同志亲人”。为了支持革命,张修己变卖了祖上几辈人积攒的家业,同志们都称他“老贴”。

牵挂昆嵛山  珍爱革命武装根苗

理琪是从中央苏区过来的人,经历过反“围剿”的残酷和巨大牺牲,最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因此,从踏上胶东这片土地之日起,经历了血与火淬炼的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就进入了他的视野。他对这支队伍,寄予厚望。

“一一•四”暴动东路突围的队员在于得水、王亮的率领下转入昆嵛山区。不久,在胶东特委委员刘振民、邹恒禄的主持下,组建了一支30多人的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于得水任大队长。在敌人疯狂“清剿”的日子里,为了转移敌人的目标,牵制敌人的兵力,减少山下党组织和群众的损失,于得水把游击队员分成三个组,晚上到敌人驻地袭扰,白天则尽可能显眼地往山里拉队伍,造成大队人马日夜挺进昆嵛山的假象。有时白天从山顶向下掀巨石,犹如万炮齐鸣;夜晚放山火,火焰冲天,以造声势。于是社会上风传“昆嵛山中遍地是共产党”。敌人信以为真,调集兵力对昆嵛山进行反复“清剿”,不但每个山庵、寺庙不漏掉,就连一个小山洞也被抄过好几遍。但清来剿去,连共产党的影子也没见到。原来,在敌人搜山时,游击队早已下山,转移到平原和沿海一带去了。敌人收兵后,他们又回到山里。

1936年的初夏,理琪约见了于得水和邹恒禄。理琪对红军游击队不惧“清剿”、隐蔽山区、机动灵活地开展游击战的作法给予了充分肯定。接着,理琪结合酝酿中的《给各级党同志们的一封信》,对游击队军事、政治训练和斗争策略提出了要求。从此,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如虎添翼,打掉了界石“联庄会”,惩办了作恶多端的江全德,出奇制胜,令敌人闻风丧胆。

1936年8月,理琪来到昆嵛山视察游击队,然后到界石西院下村看望了革命堡垒户王志福一家。当听到村里有位因“一一•四”暴动痛失5位亲人而精神错乱的疯老人时,理琪提出要见见。大家怕理琪的身份因此暴露而拒绝。理琪坚持说:“想个办法,我一定要看看这位老人,可以不让他看见我,但我非见见他不可。”他从衣袋里拿出两个熟鸡蛋递给王志福的女儿王利华,说:“这两个鸡蛋,你要亲自给老人,看着他吃下去。”王利华把老人叫到家,理琪躲在里屋偷偷看着老人。老人吃完鸡蛋,王利华送他离开时,回头看到理琪正抬着衣袖在擦泪。老人已经疯了,见与不见他都感受不到了,但理琪却出于对老人一家为革命巨大付出的尊敬,坚持要看看老人。这既是一个革命者的侠骨柔肠,也是一个普通人的仁爱之心。

1936年秋,为了开展城市工作,胶东临时特委秘密迁至烟台市。在烟台,理琪与吕志恒取得了联系。吕志恒又名吕其恩,受中共北方局委派,担任中共烟台市工委书记。10月,经北方局批准,胶东临时特委与烟台市工委合并,成立了以理琪为书记、吕志恒为副书记的中共胶东临时工委,委员有邹恒禄、郑耀南、张修己、李厚生、刘振民。由此,与中央一度失去联系的胶东党组织,开始接受北方局的领导。这一时期,胶东各地的工作发展很快。

于得水到烟台找到理琪汇报游击队的工作,发现理琪他们生活拮据,快揭不开锅了。为给临时工委筹集粮款,在得到理琪的同意后,于得水带领20余名游击队员化装成买盐的群众,趁垒子盐务局“盐狗子”吃午饭的时机,打倒门岗,冲进屋内,全俘敌人,缴获长短枪20余支,子弹1100多发,现款109元。当于得水带着现款赶到烟台,得知理琪等于1936年12月29日被捕。

于得水化悲痛为力量,回到昆嵛山加紧军政训练,使队伍变得炉火纯青,成为土地革命时期“北方沿海地区和山东省内仅存的一支红军队伍”,与陕北刘志丹的队伍是当时北方仅存的两支红军队伍。



举旗天福山  开启红色胶东时代

理琪被关押在济南监狱,凭着革命的胆略和智慧,他不仅始终没有暴露身份,还在狱中开展党的工作。“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理琪获释。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的气焰非常嚣张,扬言一到三个月灭亡中国。1937年初,吕志恒在威海重建胶东临时工委。根据北方局的指示,吕志恒、柳运光、李紫辉等领导胶东党组织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先后在文登、荣成、牟平、蓬莱等地同国民党地方政府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从而为我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积极领导抗日救亡群众运动。荣成河山话剧社、蓬莱战地服务团、烟台抗日歌咏队、黄县抗日救亡团、威海卫中学生抗敌后援会等抗日救亡团体积极发挥宣传动员作用,群众抗战热情空前高涨,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日军占领了北平、天津之后,以此为依托,沿着平汉铁路、平绥铁路、津浦铁路,分兵三路在华北迅速展开攻势,于1937年10月入侵山东,济南很快陷落。中共山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受党组织派遣,理琪、林一山、张加洛、宋澄、宋竹庭等回到胶东。理琪直奔他熟悉的沟于家。

沟于家位于文、荣、威三地交界处,西靠驾山主峰,是个偏僻的山村。聚落不大,贫苦农民多,早期中共党组织就在这一带开展活动,群众基础好,是胶东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一向被党内同志称为“小苏区”。

吕志恒对“小苏区”早有耳闻。有不少会议就选在沟于家召开。1937年12月15日,理琪赶到沟于家时,吕志恒正在主持找开会会议,研究武装抗日大计,理琪马上参加会议。会议决定在中共胶东临时工委的基础上重建中共胶东特委,理琪任书记、吕志恒任副书记,林一山、张修己、柳运光等任委员。会议决定12月24日在沟于家南不到2公里的天福山举行抗日武装起义,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简称‘三军’)”。

会后,胶东特委成员除少数留在本地赶写传单、标语和赶制“三军”大旗外,其余人员分赴烟台、荣成、威海卫、牟平、海阳、蓬莱和黄县等地组织发动群众,择机起义。

1937年12月24日太阳升起来了,理琪站在天福山玉皇庙前激动地说:“同志们,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今天,中共胶东特委在这里发动武装起义。现在,我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正式成立,我们暂时以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为基础成立第一队,大队长于得水,政委宋澄。历史将记住1937年12月24日,记住天福山,别看我们现在只有80几人,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拥有千军万马,成为胶东抗战的主力。”

理琪把“三军”旗帜递给于得水,于得水又递给宋澄,宋澄挥舞旗帜,于得水掏出手枪,向空中连发三枪。“团结起来,武装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响彻山谷。

     天福山起义就像一粒火种,点燃了胶东这堆积蓄已久的干柴,使之迅速形成了燎原之势,从而开启了红色胶东时代。 


剑指威海卫  壮大“三军”力量


1937年12月31日,巡回宣传抗日的“三军”一大队到达米山岭上村时,遭国民党文登县长李毓英带领的200多人包围,29人被俘。

“岭上事件”,引起理琪和特委的反思:抓紧发动群众,壮大“三军”力量,刻不容缓。为此,特委决定加快发动威海起义的进程。

此前,吕志恒、李紫辉等胶东临时工委领导与党的外围组织“民先”建立了联系,积极筹备起义。林一山回胶东后,在“民先”队员、威海管理公署专员孙玺凤的弟弟孙明光的引荐下,与孙玺凤进行多次交流。

当时,威海社会统治阶层内部矛盾尖锐,胶东特委制定了“利用矛盾,发展统战,壮大自己”的方针。决定由党组织和“民先”队团结政训处,争取海军教导队,孤立商会和警察局等反动势力,联合专员孙玺凤和一切爱国力量。

1938年1月上旬,理琪、吕志恒等前往威海与孙玺凤谈判。在理琪等的民族大义感召下,孙玺凤答应与中共合作,在保护他安全离开威海卫的前提下,同意打开专员公署仓库,把里面的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交给抗日武装力量。

1月14日,理琪派张修己、于烺回沟于家搬兵,以壮大“三军”声威,但因武装人员都在昆嵛山一带活动,来不及调派,便在大水泊临时组织一些青壮年、党员和农民积极分子,赶往威海卫。15日凌晨,各路参加起义的人员100多人相继到达专员公署。随后,巧妙地震慑住反动势力,打开军火仓库,取出近百支枪和军装、军毯等军用物资。

16日晨,起义队伍在专员官邸前集合,“三军”的大旗飘扬在威海卫上空。当天下午3时,护送孙玺凤一行到码头,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英国“太古”轮后,100多人的起义部队带着两大车军用物资,向沟于家进发。


饮马大水泊  布局根据地建设


理琪带着威海起义的队伍回到沟于家时,宋澄带着队员也赶来了。原来迫于各界的舆论,特别是“三军”力量的不断扩大,国民党文登县政府释放了在岭上村被捕的宋澄、刘中华等26名同志(杀害了参加过“一一·四”暴动的王洪、邢京昌、隋原清)。队伍扩大了,在沟于家活动不开,特委决定拉到不远的重镇大水泊。

大水泊是天福山起义领导人于烺的家乡。于烺,文登早期党员,当过国民党区长,干过小学校长,社会威望很高,“一一·四”暴动失败后,他利用自己的威望保护了一大批党员。理琪到文登后,除了在张修己家住,就在于烺家住。在与理琪的接触中,他被理琪崇高的人格和渊博的知识深深折服,不仅拿出大量钱物支持革命,还放下自己的身份,亲自为理琪站岗放哨。天福山起义后的一段时间,在于烺的发动下,大批群众加入了革命队伍,当地群众都盛传:“于烺起兵了,找于烺司令当兵去!”民间还有把于烺称为“狼”,“狼吃日本狗”。

1月19日,胶东特委在大水泊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胶东军政委员会,理琪任主席,吕志恒任副主席;同时,决定成立“三军”司令部,理琪任司令员,林一山任政治部主任。在特委召开会议期间,林乎加、曹漫之、李耀文带领着1月18日在荣成埠柳乡校起义的队伍赶来了,理琪握着林乎加的手说:“太好了,你来了,第二大队就有了。”随后特委将起义部队重新整编为“三军”第一大队、第二大队和特务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孙端夫、政治委员宋澄;第二大队:大队长于烺(后于得水)、政治委员林乎加;特务队:队长杜梓林、政治委员孙镜秋。此时,队伍已增至300多人、200多条枪。

胶东军政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胶东特委在重视发展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同时,开始着手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政府、布局根据地建设,并且在高村墩后建立招兵站,尝试建立根据地。这是一项极有远见的战略行动,体现了胶东党组织强烈的发动民众、建立红色政权的意识。

2月5日,胶东军政委员会决定在大水泊建立“三军”留守处,留少数人坚持斗争。2月7日,特委机关和“三军”挥师西上,开赴抗战第一线。

因建设需要,胶东军政委员会成立地、“三军”留守处遗址——于烺的故居多年前拆除了。现在于家自己家用的水井还在,井水清澈如故。当年理琪、柳运光、张玉华、于得水及参加起义的昆嵛山红军游击队的队员都吃过这眼井的水。村中老人讲,于烺家是富裕户,他的长辈曾站在这眼井旁向东看,视线所及的好地全部买下。为支援革命,于烺把这200亩好地卖了。雷神庙之战后,日军闻听是于烺率兵打的,于是对于烺怀恨在心,也把于烺称为“狼”,发誓要炸毁房后有眼井的“狼窝”。可巧,日军飞机前来轰炸的当口,晾晒的席子和一堆杂草被风刮到井台,遮住了井口,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

这眼神奇的百年老井如果继续妥善保存下去,除了有实用价值,文物价值、纪念价值也是不可低估的。吃水不忘挖井人,保护好挖井人挖的井,就是不忘初心的具体体现。



首战雷神庙  打破日军不可战神的神话


就在胶东军政委员会决定西上的当天,日军占领了牟平,并建立了伪政权和伪军。当“三军”在文登崔家口宿营时,通过在牟平做兵运工作的贺致平获悉,原国民党牟平县保安大队大队长张建勋,在日军侵占牟平县城后,把队伍拉到昆嵛山区的龙泉汤驻守,愿和“三军”联合攻打牟平城。大敌当前,“三军”决定攻打牟平城。  

2月12日黄昏,理琪亲率“三军”第一大队和特务队由崔家口向牟平县城长途奔袭。崔家口距牟平县城约100里,队伍经过一夜急行军,于2月13日黎明到达牟平城南五里的小山岗。在敌人完全没有发觉的情况下,部队迅速抵达牟平城下。理琪亲率队伍冲进去,活捉伪县长和伪公安局长,俘虏伪军100多人,缴枪100多支。

摧毁伪政权后,部队大部分撤出进入城南山区,理琪和二十几名干部战士来到城南雷神庙,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不料,中午时分,驻守烟台的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乘汽车赶来,将雷神庙包围起来。指战员们毫不畏惧,沉着应战,严密防守。理琪冒着枪林弹雨,指挥战斗,不幸身中3弹,肠子都流出来了,但他嘱咐战友:“不要管我,打击敌人要紧,要节省子弹,要准备流最后一滴血。”

杜梓林爬上院墙,向西南方向的敌人猛烈射击,敌人的火力被吸引过来,正面的压力减轻了,可他自己却不幸中弹牺牲。指战员们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的数次冲锋。敌人因久攻不克,疯狂地放火烧房,南倒厅被烧塌,战士们转移到东西厢房继续战斗,坚守阵地。

雷神庙战斗是胶东抗日武装打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战,从午后打到晚上,激战七八个小时,“三军”以劣势装备抗击数倍于己的敌人,毙伤日军50多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胶东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对胶东子弟兵“敢打必胜”军魂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不幸的是,理琪英勇牺牲,年仅30岁。


魂归英灵山  激励人们永远奋斗


2月15日清晨,理琪的遗体被抬回崔家口。入殓时,村里一个叫崔汝万的老人走过来,用一块白斗方布对角叠成三角形,用针简单一缝,中间絮上铡好的谷杆草,做成一个枕头。老人跪着把枕头放在理琪头下,还作了四句诗“东洋倭寇太猖狂,杀人放火又抢粮。壮志未酬身先死,为国捐躯英名扬。”当时,战士、群众都失声痛哭。中共胶东特委的领导同志主持在东崔家口东2里左右的墓地为理琪挖了墓穴,并找来石匠用白石头凿了块简单的碑,上面凿有“民族革命战士理琪之墓”字样。这块墓碑至今珍藏在天福山起义纪念馆。

掩埋好烈士的遗体,踏着烈士的血迹,擦干眼泪,“三军”将士举起血染的战旗,一路西上。广大群众踊跃参军,起义队伍不断壮大。到1938年5月,“三军”已发展到3500多人。与此同时,中共掖县县委在玉皇顶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1938年8月,“三军”与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合编。1938年9月18日,在掖县沙河镇正式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五支队,有7000多人。胶东子弟兵在战斗中发展成为27、31、32、41等4个军又2个师另25个团。仅27、31、32、41军歼敌就达75万,涌现了“济南第一团”“济南第二团”“潍县团”“塔山英雄团”等英雄集体和夏侯苏民、任常伦、魏来国、蔡萼等一大批战斗英雄。

1938年3月12日,山东第一个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在掖县成立,这标志着胶东根据地正式创建。胶东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在解放战争中成为华东战场坚固的大后方。在革命战争时期,胶东根据地共向延安中共中央和山东分局等输送黄金43万两,向华东数十万军队供应武器弹药和医药制品不计其数。不仅如此,胶东还形成了大参军、大支前、大调干、大运兵的壮丽画卷——800万胶东人民将50万优秀儿女送进自己的队伍,其中7.6万多人为国捐躯、10万多人因伤致残;280多万人次踊跃支前;7250名干部南下北上参加新解放区建设;将43678人的部队(其中,胶东部队21569人)跨海运送到了东北,为抢占东北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45年11月,理琪的灵柩被起出来,移葬栖霞英灵山胶东革命烈士陵园。从崔家口到英灵山300多里的路途中,沿途各村村民自发跪在村头,迎送理琪的灵柩,各村群众采用接力的方式,轮换肩膀将灵柩抬到英灵山上,始终没让灵柩落地,以此表达对英烈的敬重之情。理琪长眠在英灵山上,英灵山的石砌甬道被命名为“理琪路”,天福山中学、文登河滨公园、原41集团军军史馆、天福山起义纪念馆相继建起了理琪雕像,他永远与胶东的大地、胶东的大海融合在一起,与胶东人民、胶东子弟兵融合在一起。

在天福山起义当天,天福山上一个新生儿诞生,理琪应邀为孩子起名“新民”,他坚信革命会成功,孩子会成为新社会的公民。理琪坚守信仰,并为之不懈奋斗的精神,至今光芒四射,永垂天地间!

1962年,中科院首任院长、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为理琪题诗:天福英雄是理琪,献身革命国忘私。当年猛打雷神庙,今日高标星宿旗。百代东风吹海陆,一方化雨仰宗师。文登多少佳儿女,接力还须步伐齐。

这首诗是写给理琪的,更是写给文登人民、写给胶东人民、写给胶东子弟兵的。我们可以告慰先烈理琪:伟大的祖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将不忘初心,赓续天福山血脉,永远奋斗,完成您未竟的事业!

英雄不朽!浩气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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