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8日，是2015年8月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的林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在此刊登其弟弟林明1980年写的回忆文章《忆林江》，缅怀这位“胶东青年领袖”。

忆林江

林  明

      林江同志，学生时代便献身于党的革命事业。抗战爆发后，党派他到延安抗大学习。一九三八年回到胶东作“青运”工作，担任胶东区党委青年部长和胶东区青救会主任。一九四二年冬，在大泽山区领导群众坚持反“扫荡”斗争中，不幸被敌人包围，在顽强抵抗中壮烈牺牲。是年二十四岁。他离开我们快四十年了，但同他在一起战斗过的日子里，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林江，原名丛祺滋。他不仅是我的哥哥、同志和战友，而且是我踏上革命征途的引路人。

早在学生时代，林江就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九.一八”事变以后，亡国奴的悲惨阴云，重重地压在胶东人民的心头。这时，林江正在文登中学读书。他对蒋介石的卖国媚外，将我国东北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无比愤慨。他喜欢读鲁迅先生的书，如《呐喊》《徬徨》等，想从中找到救国之道；喜欢读苏联的进步文学作品，如高尔基的《母亲》等，想从中找到救国的借鉴。

堂兄丛宏滋（后来改名陈琳瑚）和林江同年，他俩一直是同班同学，两人的思想观点非常一致。一九三四年初中快要毕业时，宏滋在文登城西南角租了三间平房作宿舍。林江也住在这里。为了避开学校当局的干涉，他们经常和一些进步同学在这里聚会。那时我才十一岁，和姐姐丛祝滋（后来改名林向英）正在文登城高小读书。我也经常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在一起，有时大骂蒋介石卖国；有时谈论苏联革命的道路；有时还辩论我那时根本听不懂的辩证法和逻辑学等。

一九三五年春天，我们家来了两个客人，一男一女。男的叫程伦（即程祥云），女的也姓程，二十七八岁。两人都操外地口音，彼此兄妹相称。此时，林江已升入烟台八中高五级。父亲对外说他们是林江的同学，从远地投奔而来。我们之间，也都以兄弟姊妹相称。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不是林江的同学，而是从外地秘密来胶东工作的同志。程伦还是中共胶东特委的领导成员。因为他精通中医学，父亲就在家中筹办了“福寿堂药房”，在石岛筹办了“民生药房”，以掩护他在农民和渔民中开展革命活动。父亲还介绍程大姐当了本村小学教师，便于在知识分子中开展党的工作。

        这年夏天，我和祝滋姐高小毕业，她考入烟台省立第八中学，我考入威海公立第一中学。暑假，我们和林江都回到家里。程大姐和祝滋姐一块读书、唱歌，有时还给我们讲一些故事。程伦很少在家住下，但每次回来，总要和林江长时间的交谈。程伦还给我们讲过苏联的十月革命，讲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革命等等。还教给我们唱《国际歌》。

        当时胶东正孕育着一场革命风暴。整个假期中，父亲和林江都在紧张地协助程伦和程大姐进行暴动的准备工作。父亲整天忙于筹买枪支弹药，进行各方面的联络。林江则常到县城或附近村镇去送信，或找进步同学交谈。

紧张、兴奋、愉快的暑假快要过去了。一天，林江向程伦提出，他不想回学校，要留下来参加暴动。程伦不同意。开始，林江有些不高兴。后来，程伦耐心给他讲明道理，告诉他，回学校开展活动，在同学中搞好宣传和组织工作，扩大党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林江这才想通了。此后，我再也没有听见他提出留下来的要求。可见，林江从投身革命那天起，组织纪律性是很强的。

暑假过后，林江和祝滋去烟台读书，我回威海上学。虽然我们地分两处，但心情却是一样的，都在期待着武装暴动的枪声。

农历十一月四日，我们党所领导的、酝酿已久的胶东武装暴动开始了。我心花怒放地期待着暴动胜利的喜讯。但是，这次暴动遭到国民党军阀韩复榘的残酷镇压。这期间，父亲和林江都没有给我写信。那么，程伦和大姐现在哪里？父亲和林江、祝滋又都在哪里呢？我心中焦虑不安。因此，不到寒假，我就匆匆地赶回家去。

家里一片寂静。父亲整天不说一句话。只在屋里踱来踱去。林江也从学校赶回来，但马上又出去了。妈妈悄悄告诉我，程大姐被捕，程大哥下落不明。过了几天，林江回来了，他紧皱眉头，一再回避我那探询的目光。晚上，在我们俩睡觉的小阁楼上，他悲痛地告诉我，程伦同志已经壮烈牺牲，他的头被敌人割下来，挂在牟平城东门外的电线杆上“示众”。这是他到牟平城亲眼见到的。我们都忍不住地痛哭起来。过了许久，他又告诉我，程大姐的消息已经打听清楚，现在正关在牟平城的监狱里。

寂静的寒假，使人感到特别冗长和无聊。即使是传统的新春佳节，人们也没精打彩。

一九三六年春节过后，我由威海转学到烟台八中初中十九级二班，同哥哥、姐姐常在一起。

敌人对暴动群众进行了一阵疯狂的屠杀之后，更加歇斯底里地制造白色恐怖。拿红皮书的小学生，被当成共产党而投进监狱；串乡小贩在鸡笼上拴了个红布条儿，被当成是共产党的标记暗号也横遭逮捕……。在这血雨腥风阵阵袭来的时候，林江并没有被吓倒，相反，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当时，程大姐是作为共产党的重要嫌疑犯被关押的。可林江不怕受连累，不怕杀头，同父亲一起，四处托人，想方设法，倾尽全力进行营救。这年暑假期间，林江还曾一个人去到牟平城监狱，探望过程大姐。

入秋后的一天，父亲来了一封信，并寄来几十块钱。于是，林江假说母亲生病，以回家探望为由，次日就动身去牟平。此行要同敌人直接打交道，难卜吉凶。行前，他对我说，如果保释顺利，很快就能返回；假若十数日不回来，又无音信，马上回家报告父亲。可见，林江对完成这一特殊使命的危险性，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出乎意料，这次保释很顺利。两三天后的一个下午，我正坐等在校门外的石阶上，突然看见林江和程大姐回来了。我是多么的高兴啊！林江要我马上去找祝滋姐，弄衣服给程大姐换装。还要祝滋姐陪程大姐去洗澡理发。为了防止特务跟踪、盯梢和再来追捕，林江马上去给程大姐买了到上海的船票。

        第二天下午，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我送到半路就回来了。林江把程大姐送到码头，傍晚才回校。他告诉我，他一直等到程大姐乘坐的轮船离开了码头，悬在心里的石头这才落了地。

自从救出程大姐，林江更加积极热情地进行革命活动。他除了在校内高年级同学中从事宣传、组织工作外，还到真光女子中学、志孚中学和附近处小学的教师中去进行活动。

这时，林江只准我跑交通、做联络工作，不让我干其它事。他说这是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以保障联络工作不遭破坏。他每次给我布置工作，都想得很细致周到，生怕出什么样纰漏。有一次，他在派我去送一件密信时，还讲了一个故事给我听。他说，北京地下党的一个小姑娘担任交通联络工作，非常机警。有一次她去送信，被一个特务盯上了。于是，她跳上一列电车。可是，那个特务也跳上了这列电车。小姑娘遂又找机会跳下这列电车，上了另一列电车。就这样上车、下车，拐弯抹角，很快甩掉了尾巴。他讲完故事接着问我：“今天你打算怎样去完成任务？”我想了想说：“我买包葵花籽，把信藏在葵花籽中间，一边吃，一边走，谁也不会注意。”他听了很满意，还一再嘱咐我要提高警惕，要机动灵活。

一九三六年日寇进攻绥远时，林江在校内发起组织“大路歌咏队”，借以团结进步同学，揭露蒋介石卖国媚外的反动政策，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扩大党的政治影响。经过十余天的筹备，“大路歌咏队”公开宣布成立，还贴出公告，号召自由报名参加。结果，很快就发展到三十多人。我和姐姐都参加了。林江担任歌咏队长。我们练唱的歌曲有《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等。女同学还单独学唱《新女性》。

我们的歌咏活动在广大同学中迅速引起了反响，许多进步同学把她看成是共产党的地下活动，都以惊喜的目光注视着她。但是，这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十多天后，国民党市党部通过学校训育处，以不许唱聂耳的歌曲为由，强令解散了歌咏队。训育主任宋源溪找林江谈话，还以“别有政治背景”相威胁；并在学校中扬风，说歌咏队员们都上了黑名单。但是，林江不屈服于这些压力。他改变了斗争策略，又以爱好文艺为名，同李永兴、姜果等同学一起，以排练京剧《苏三起解》为掩护，继续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不久发生了“西安事变”，学校当局以蒋介石蒙难为理由，连排演《苏三起解》也被禁止了。后来，蒋介石接受了抗日条件，回到南京。于是，国民党政府又下令庆祝蒋介石“脱险”。学校当局又积极动员爱好文艺的同学排练节目，组织晚会。对此， 经过我地下党组织的研究同意后，林江又赞助一些进步同学演出曹禺的《雷雨》，并直接协助李永兴等同学演出《苏三起解》。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把蒋介石抓了，而又给放了？为什么国民党庆幸蒋介石回南京，我们也参加演出。林江给我介绍说，因为蒋介石同意联合抗日，所以才放了他；学校当局搞这次演出是庆祝蒋介石脱险，而我们参加这次演出是庆祝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的胜利。

寒假，我和祝滋姐先回到家。过了十几天林江才回家。从他满脸喜悦的神态上可以猜到：他的革命活动一定很顺利。但我没有问。因为程伦同志生前曾交待过，不该知道的就不要问。我和林江一向都是认真遵守的。后来我才知道他经程伦介绍，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就参加了共产党，现在他又接受了新的战斗任务——建立与发展“民先”组织。

一天晚饭后，他把我叫到一个没人住的空房间里，说：“有个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的组织，你敢不敢参加？”我想了想问道：“你参加了吗？要是你参加了，我当然敢参加！”他点点头，笑着说“我当然参加了，要不还问你。”接着他给我介绍说，这个组织顾名思义，就是在民族解放的斗争中，站在前列，敢打敢冲的革命青年组织。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他还向我交代了秘密工作的纪律。从此，我就成为一名“民先”队员。

过了几天，我同他一块到文登城去发展“民先”组织。我们发展的对象，有南门外一位姓郭的女同学，她是祝滋姐姐的同学，曾到过我家，我们彼此认识，还有西门里一位林江在文登中学时的同学。文登乡师，是林江自己去活动的。从城里返回后，他自己又到宋村、汤村等地方继续进行活动。这年的寒假，林江是在兴奋与忙碌中度过的。

春节回校，林江主要忙于发展“民先”组织。他把自己所在的高五级作为活动基地，在校内扩展到高六、高七级和初中的十六、十八、十九、二十级，在校外，逐步扩展到真光女子中学、益文中学和附近小学的教师中。后来，烟台西半部这几处中学成立了一个“民先”大队，林江担任大队长；东半部的志孚中学等，也成立了一个“民先”大队，穆林同志担任大队长。林江和穆林经常联系，此呼彼应，协调一致。这期间，祝滋仍在女同学中进行活动。我还负责交通联络工作。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林江他们的活动采取多种形式。有时几个人装作去海边钓鱼；有时男女一块到“小蓬莱”装作谈恋爱；有时装作到郊外野游……接近学期终了时，因为校外活动增加，林江又和同班的姜果、李永兴同志在毓璜顶西坡福裕里八号合伙租赁这个独院的三间平房作公寓，以方便与校外同志的联络。

一九三七年六七月份，堂兄丛宏滋转来烟台中学读书。宏滋在文登中学毕业后，考上北平的宏达中学。他在北平参加了我们党领导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爱国学生运动；并参加“民先”，是“民先”最早的队员。后来西下西安，参加了张学良的“学兵队”，并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双十二”事变。以后又分配到我党领导的群众性武装“抗日先锋队”，继续作党的“兵运”工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抗日先锋队”被蒋介石拆散改编，所以他离开了部队，转到烟台八中，和林江一起，在广大青年学生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宏滋来烟后，经常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述北平“一二九”、“一二一六”时，爱国的青年学生怎样同军警搏斗；讲“西安事变”抓蒋介石的前后经过；讲“学兵队”的战斗生活；还讲他们去陕北访问红军的故事等。此外，他还带来许多我们从未听过的抗日救亡歌曲，如《大众歌手》《救亡进行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上起刺刀来》等等。这一切，都大开了我们这些居于偏远滨海一角的革命青少年的眼界。我们好象看见了到处都在燃烧的抗日救亡的怒火，因而也就感到了团结的力量，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此时，林江更是一心扑在党的工作上。这年暑假，他一直在烟台进行革命活动，没有回家。一九三七年九月，在他的倡导和积极活动下，成立了“救亡歌咏队”，这个歌咏队，是在烟台市委领导下，以“民先”为核心的全市性抗日救亡文艺团体，林江任队长，宏滋任指挥，从此开始了更为广泛的抗日救亡活动。老年人看了这批革命青年的演出高兴地说：“有了这样的青年人，中国就有了希望。”青年人看了演出，便在街头巷尾哼着革命歌曲。歌咏队的积极活动，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八一三”之后，他又和同志们一起，与流亡来到烟台的平、津学生相配合，进行更生动、更为深入的抗日救亡活动。随着党的工作的蓬勃发展，林江等同志愈感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急需提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更多的工作，他们要求去延安抗大学习。党组织研究决定，同意他们的要求，于是他和丛宏滋、迟敬溪、丛祝滋、迟英蔚等同志一起，于十一月间离开了烟台，去延安学习，把歌咏队的工作交给了王顾明同志。

起初，林江准备带着祝滋姐和我一起去。父亲也慨然应允。但是，家中没有现款可出，四处借贷，好容易才筹来两个人的路费。不得已，父亲以我年小为理由，决定将我留在身边，帮助他进行工作。我坚持要走，决不留下。林江也很同情我的要求，说等他返回烟台后，根据情况另作安排。九月中旬，我接到他的信。信中说，宏滋已与他原先所在部队的同志说好，要我先到这个部队做一段兵运工作，等以后有机会再去陕北。这个部队驻在青岛沙子口一带，去那里所需路费不多，同志们已帮助凑齐了。接到信后，我高兴极了。因为怕父母阻拦，我决定来个不辞而别。当晚我收拾停当，第二天一早就悄悄地离开了家。

我到烟台的第二天下午，正好赶上全市几个文艺团体在丹桂戏院联合公演。林江要我参加这次公演之后再走，我当然很高兴。我们“救亡歌咏队”演唱的第一支歌是《义勇军进行曲》，林江负责报幕并担任指挥，前奏曲是宏滋用嘴巴代替小号演奏的。我们还演唱了《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和《九一八小调》等等，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演出结束后，林江就忙着去给我买汽车票。入夜，宏滋给我详细地介绍了我将去的那个部队的情况，还介绍了一些士兵生活常识，并叮嘱我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大概是因为惜别之情，这一夜我们几个人都很少合眼。次日凌晨四时许，我和林江一起坐上他早已定好的马车，向西郊的长途汽车站奔去。这天是农历的八月十四日，此刻，月淡星稀，霜重晨冷，马蹄踏着坚硬的混凝土马路，我那已经零乱的心情，被它敲击得更乱了。大概林江的心情也和我一样，他一扫平时那种热情、乐观、健谈的情绪，一直到送我上了汽车，始终是蹙眉深思，连一句送别的话也没说。汽车开动时，我鼓足勇气瞥了他一眼，见他噙着眼泪在凝视着另一个方向，木然地伫立着，一动不动。此时，我忍不住呜咽起来……。

一个月后，林江、宏滋和祝滋等在去延安学习的途中，假道青岛去看我。此时，大同、沧州、保定、石家庄、包头、德州等地相继沦陷，淞沪危在旦夕。我们彼此交换了一下对形势的看法。还互相勉励：“宁可战死，绝不当俘虏！”因为时间关系，很快就分手了。

一九三八年冬，我在“保卫大武汉”战役之后，接到林江一封信，说他在延安“抗大”学习后，分配在“华北民先总队部”工作。第二年八月，我到延安时曾去找过他，可是他已于数月前就调回了山东。十月，我随“华北联合大学”到达敌后的晋察冀边区。在祖国大地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日子里，为了民族的自由解放，每个革命战士都准备随时献出自己的生命，哪有心思去顾及亲人！何况日寇对解放区实行封锁，各解放区之间音讯隔绝，又哪里去打听亲人的消息呢！可是，战争一旦结束，又有谁不热切地盼望着亲人们欢聚一堂呢？日本投降后的一九四六初夏，虽然蒋介石又在挑动内战，但各解放区之间已经通邮。因此，我试探着给老家的亲人写了一封信。不想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宏滋（当时他在渤海区党委任宣传部长）的来信。信中除谈了些别的外，还告诉了林江的情况。他写道：

“……林江兄已英勇牺牲了。他是在一九四二年冬敌人大‘扫荡’时，被合围于大泽山区，抵抗到最后而拔枪自戕的……他的英勇牺牲更加灌溉了我的革命热情与意志。我想，这是我对他的最好地悼念……前些日子，看到胶东《大众报》登载胶东青联在今年‘五四’青年节决定将他的灵柩由南招（招远县南部）迁移到英灵山安葬。这是他应得的荣誉。假如有知，他定然会安然眠息的……”

这是八年来第一次接到亲人的信，我该多么高兴呀！然而它带来却是令人悲哀的噩耗。泪水几次挡住了我的视线，刚擦干又模糊了……

林江牺牲那年二十四岁，任胶东区党委青年部长和胶东区青救会主任。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他贡献了自己年青的生命，履行了自己钢铁的誓言——“宁可战死，绝不当俘虏！”

今天，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正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摆在广大青少年面前的担子同老一辈革命者在青少年时期所担负的担子是同样沉重的。历史从来是“一辈今人胜古人”，当今的青少年们，一定会和老一代革命者一样，或者是超过他们，把宝贵的青春献给祖国，献给人民，献给四化，献给先烈们未竟的事业，献给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

1980年冬写于青岛

作者简介

林明，原名丛祥滋，1923年3月出生于文登下徐村。父亲丛月章、二哥林江（丛祺滋）、二姐林向英（丛祝滋）、二妹丛林（丛礼滋）均为共产党员、革命烈士。母亲隋熙兰于1940年入党，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受家庭的熏陶，林明自小参加革命活动，1936年12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4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挺进报》特约记者、新华社察哈尔分社任记者、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首任台长、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首任台长兼总编、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组任组长、青岛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青岛市文联副主席、青岛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等职。享受副省（部）级医疗待遇。2015年10月15日在青岛病逝，享年93岁。